摘要: 心境闲时,我会回首寻觅自己的脚印,搜肠刮肚般地搜索残留在记忆深处中那些越来越模糊的碎片,试图记住生命中那些曾经遇到的真诚、善良和友谊,那些曾让我暖流满心却擦肩而过的缘份,那些已极少被提起的属于自己的清浅时光,还有那些一路走来的坎坷和无奈,不管是否美好,现在都可以坦然面对了,想着想着嘴角会咧开一点儿,给自己的心灵一个轻松的微笑。

       人这一辈子真快,还没等想明白怎么回事儿就快过去了,更不要说是“青春”了!


       心境闲时,我会回首寻觅自己的脚印,搜肠刮肚般地搜索残留在记忆深处中那些越来越模糊的碎片,试图记住生命中那些曾经遇到的真诚、善良和友谊,那些曾让我暖流满心却擦肩而过的缘份,那些已极少被提起的属于自己的清浅时光,还有那些一路走来的坎坷和无奈,不管是否美好,现在都可以坦然面对了,想着想着嘴角会咧开一点儿,给自己的心灵一个轻松的微笑。


       中学毕业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四个年头,1970年的夏天,因没有恢复高中,我们这一届就近入学的一零一中学初中毕业生开始毕业分配了,青春懵懂的我们走上生命旅途中另一个起点。


我和一零一中学同学   (前排左二是我)1969年12月摄于北京天安门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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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自己组织的毕业照 (后排左二是物理葛福曾老师,右一是班主任吴千里老师,前排右三是我) 摄于197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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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毕业前夕   摄于1970年夏


       因为上几届毕业生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的号召,大多去了各省的广阔天地,我们这一届毕业生除家庭存在特殊“问题”的同学,基本被北京的工厂、单位接收录用。我虽是当时班里的全优学生,却因档案中的社会关系问题一直被多家接收单位拒绝,后听同学说,分配的时候,她们曾看见我的爸爸去学校找过老师,在老师的极力推荐下,我才得以和39名同学分到了北京市水暖器材三厂做了一名“学徒工”,那时我15岁半。


       进厂那天

       我清楚的记得1970年7月11日进厂那一天的情景。盛夏的北京骄阳似火,我身穿一件妈妈特意为我上班赶制的,白地有一些浅驼色小图案的新衬衣和一条上学时穿的旧蓝布裤子,衬衣的布是爸爸从山东五七干校买回来不要布票的一大卷纯棉布上裁下来的,曾听妈妈埋怨爸爸,嫌他买的布不好看,可爸爸辩解道,不管给谁做都可以穿呢,后来的事证明爸爸是对的,只是那时不知道那样穿按现如今的叫法是典型的“一家子衫”,很时髦是不是。


       站在学校的操场上,紧紧攥着妈妈为我准备的装有铺盖和脸盆等物的两个网兜,没有别人那般兴奋的心情,忐忑不安等待着命运的安排。我不知道要去哪里?那个工厂是个什么样子?我去了能干什么?但那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比姐姐命好,没有离开北京,没有离开妈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厂子接我们39个人的车来了,它是一辆和公共汽车差不多的破旧绿色大鼻子汽车,等我们一堆人叽里咕噜的爬上去它开动时,我才感觉出它的心脏比它的外表还要老旧。它喘着粗气,哼哼着开得很缓慢,从学校大门口出来后摇摇晃晃的向东北方向走,一路上越走越荒凉,路两旁出现大片大片的黄土坑,后来才知道,那是新都砖厂的地盘(劳改农场,专门做砖,同属建材局)。车上一位头发几乎全白操着河北口音的老师傅一直笑嘻嘻地在为我们做着介绍,后来知道这位和蔼可亲的老师傅就是我们厂的“一把手”,党总支书记史诚新。我没耳朵听他在唠叨些什么,伸长脖子从车窗看路边有什么公共汽车站,想着接下来怎么回家的事情。

       我被分配到了二车间,成为机加工车间车工甲班的一名“车工”,需要学徒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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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工作服的纪念照   摄于1970年 

       

       临时住在会议室     

       那时的北京只有几百万人口,公共交通线路还很不发达,从我们家西苑出来的马路上只有一辆332路公交车到西直门。乘332路到中关村换乘355路,到清河再换乘344路坐到终点站“第五机床厂”,就到我们那个厂了,路上需要近2小时的车程,所以,我们都必须住在工厂的宿舍里。因为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厂里唯一的会议室临时做了我们12个女生的宿舍,靠北墙一溜木板搭的大炕上躺了六七个人,为我们几个需要上夜班的人,每人准备了一张小木板搭的床,就是两个长凳子上面放一张木板。脸盆放在床底下,床上除了家里带的被褥,还有一个手提包放一些简单的衣物,每人领到一只洗漱接水用大大的黑色水壶(因为是会议室,没有洗漱间),这是我们开始时的全部家当。


       跳皮筋儿的学徒工

       刚进厂的那一阵子,我们这帮15、6岁穿着背带裤的“学徒工”,还和在学校时那样,有时间就在会议室前面的空地上玩儿“跳皮筋”,引得师傅们看我们哭笑不得,说是招来了一帮孩子,能干活吗。多年以后这事儿还被他们提起过。后来随着工作的逐渐辛苦才慢慢不跳了,也许从那一刻开始我们长大了。


       我所在的车工甲班和车工乙班两班倒,一个星期白班,一个星期夜班轮换,夜班从下午4点半开始到7点吃晚饭,7点45继续工作至凌晨到1点一刻。现在真是不觉得这个点很晚,那时我因为晚上困倦惧怕上夜班,这个压力导致我午饭后经常越想睡着就越睡不着。我们机加工车间很大,横着摆三排专用车床,每排又有十几台,两个通道延伸到车间后面,车床多是专门生产截门各种零件的专用车床,靠北墙有一台机修车间用的“龙门刨”。我上夜班时一过10点就开始犯困,眼睛就想闭着,那时要强,每天都要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能超额多少就超额多少,困了也舍不得停机去聊聊天,喝点儿水提神儿,就硬挺着,有时坚持不住会真的站在车床前睡着几分钟,好几次都能说出做了什么梦,现在看,那是非常危险的。

 

       有白杨树的院子

       二车间的院子里有很多高大挺拔的白杨树,我喜欢那些树,她们是灰黑色的厂区里唯一的绿色。

       杨树因生长迅速、树冠高扬,是最早能形成遮阳作用的树,因此而得名“杨树”。那些生气勃勃宽大的树叶在春天里是嫩绿色的,会让你的心情格外地舒畅;夏日里,那密不透风的树叶搭建起墨绿色的凉棚,挡住了骄阳和暑气,走在下面让你感觉有丝丝凉爽的风;秋天降霜时节,厂区里金黄一片,一夜北风会将它们吹落一地,脚走在厚厚的树叶上沙沙作响;冰天雪地的冬天,只有白杨树还忠贞地站在院子里,用它巨大的躯干抵御着呼啸而来的北风。我们每天穿梭在白杨树下,感觉着她的春秋冬夏,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当你的眼睛盯着车间门口的那个钟时,每天给你的感觉是那样漫长,而当你的眼睛转向白杨树上不断变化着色彩的树叶时,又感觉每年的时光稍纵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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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高的白杨树  摄于2016年4月


 

       公私合营罗鑫泰五金厂

       在我们的工厂里,书记、厂长和工会主席等人多是北方人,都是参加过解放战争打过仗,身上留有伤疤的老革命,技术副厂长和各车间的车间主任、下面班组的班长都是一水的上海人。后来才知道,1958年北京为建国十年大庆,搞人民大会堂、北京站、民族文化宫等十大建筑,从上海迁京一批刚刚进行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公私合营后的企业,我们工厂就是其中的一个,它在上海时的前身叫“公私合营罗鑫泰五金厂”。为支援北京的基础工业建设,从上海迁京时,机器设备和工人及家属连同他们在上海的家具全部搬了来,那个工厂的原资本家及亲属也都跟了来,除极少数做管理工作外其他都做了一般工人,我们车工甲班有一个见谁都点头哈腰的罗锡根师傅就是他们家族的后代。工厂迁到北京后招收的工人大部分是从北京技工学校毕业的学生。我们进厂后,厂里工人达到500多人,产品主要有工业管道上用的型号不同的单流门、止回阀、截止阀和民用建筑上的4分6分阀门。


       班长周宝成

       我们车工甲班的班长叫周宝城,八级工,寸头四方脸,胡子每天都刮得干干净净,地道的上海人,一年四季身上总是一身工作服,我们进厂时他已是40开外了。干了一辈子车工,周师傅身子板依旧挺得直直的,宽宽的脸膛上布满皱纹,他当年响应政府号召随厂子迁京,可终究故土难离,所以他和一部份上海师傅来京时没有带家眷,选择把家留在了上海,打定主意是要在退休后还回去的,他们这些人只能在每年享受14天探亲假的时候才能和家人相聚。有一天下班后我在接开水的锅炉前碰到他,因为那是一个很大的铁壶,要接上几分钟,我问他晚上又要喝酒了么?他一改往日里那张严肃的面孔,苦笑着说,我不比你们,每星期都可以回家,多好!我们这辈子惨啦,一年14天,10年才140天,我一个人喝的那是苦闷酒哟!很多年过去了,那个夏日黄昏里,周师傅在那个黑乎乎的开水龙头面前,掰着手指头给我算他团聚“账”的场景仍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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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二穿工作服留寸头的就是车工甲班班长周宝成 我师傅 我只发现他有这样一张照片。这是为庆祝国庆25周年厂里组织的游艺活动。

摄于1974年国庆节


        学徒

        我学徒三年,第一年每月挣16元,5元钱买一张郊区公交月票,余下的用于吃饭后还能攒下几块钱买些零食吃,第二年18元,第三年21元,第四年出徒,挣32元,第五年挣二级工的工资39.78元,我在工厂的那些年,这个工资就定在那里了。在厂里,上海来的老师傅有很多是“八级工”,挣108元,比厂长不少。在我们这届青年工人中有一首打油诗这样传:“溜溜达达三块七八;干多干少,一天一块半;紧摇慢摇,才给六毛。”三块七八是指108元的上海师傅们,一天一块半是指技工学校的二级工们,六毛就是指我们前后三年来的这100多学徒工了,一车间二车间,干最苦最累活的主力是我们这帮子学徒工,只是些牢骚话,不敢在台面上说的。我们学徒期间,各种零件的加工都要学着干,虽说是专业车床,刀可是需要自己学会磨的,刀钝了不能凑合,凑合做出来的工件不好看,只是那合金刀头的一点儿和零件接触上,掌握磨好各种刀具是一件技术活,砂轮在车间中间的门口处,晚上的时候,可以欣赏到火星四溅的美景。在车工甲班的日子里,周师傅对我们四个徒弟有“说法儿”,我是“精”,健是“笨”,爱萍是“直”,大文是“傻”。当初从别人口中听到这个评价,我好惆怅一会子,这“精”是夸么?说我技术掌握的快么,为什么不说我“慧”呢?当时没敢问。后来他终于熬到退休回了上海,永无机会问他了。百度的解释:精明一般指人精细明察;聪明。 往好了想吧,就当周师傅是夸我聪明那!虽说是过去了这么多年,我和工友们仍坚持这样的信念,我们为曾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员骄傲,我们为祖国的建设付出过我们的青春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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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健在车间里  健从微信上发来的我唯一的一张工作照  对我来说很珍贵 摄于1972年

 

       车间门口的表

       我们年轻人那时积极要求进步,毕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了,要有产业工人的觉悟。特别是我这样的,那是替家族都争了光的事情,具体到工作上就是要有“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年底评个车间先进分子感觉是很光荣的事情。下班之后的业余时间团组织会经常组织我们义务劳动,就是再返回车间去干活或上装配车间去“抢任务”,反正大家住宿舍都不回家,现在说来就是无偿的加班加点,没有人不参加,心甘情愿的。二车间的厂房大,虽说是有玻璃窗,没有人打扫那里,脏得不行的,即使是大扫除也是重点把车床擦干净,所以车间里白天光线很昏暗,干活要靠车床上自带的台灯,我们干活基本是站着八个小时,很羡慕那些走来走去的维修工,有个说法,“紧车工,慢钳工,溜溜达达是电工”。日复一日重复、单调的工作使人感到乏味,以为会在这个车间里就这样默默地度过一生,多年以后,也能熬成一个八级工。对车间门口那个大钟印象深刻,你在车间里什么位置上都可以看到它,也可以说是它在盯着你,它不仅提醒你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还能提醒你现在是工作时间,你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今天可以超额完成多少个零件?它怎么走得那么慢呀?干了半天了,抬头看看,才走了一个格,过去5分钟。尤其是已经完成了任务的时候,干一天活累了,就盼着那个大钟的表针走快些,好从车间里走出去,因为除非去厕所,停下车床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是一件不那么光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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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团员们  前排左5是我  摄于1976年


       手是黑的

       最让我们车工头疼的是永远也洗不干净的两只手,车工干活是不能戴手套的,上下都是转动的,有危险。车工乙班郭姓姑娘不听话,违反操作规程带了手套,生生被机器吃掉一截手指头。那时,车间里没有水龙头,下班的时候师傅会从水房挑来两桶热水洗手,黑黑的手,用什么肥皂也洗不干净,用海棉、丝瓜瓤子、各种材质的刷子,我们还试过汽油、煤油、稀料等,效果都不理想,整个手心永远都是黑的,遇到不知什么天气,手还会生锈,变得焦黄焦黄的。在厂子里无所谓了,怕上街,怕在公交车上扶那些扶手,因为,有人会看,不是心里作用,就是有人会瞄着看黑手,奇怪这些年轻的小姑娘手黑成这样不好好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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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厂时,喜欢穿这样的工作服,回家也穿着。 上有北京水暖三厂的字样 现在的人是不会稀罕的了  摄于1974年


       出口产品

       我们工厂生产的产品全部由北京市商业五金公司包销,根据他们的订单安排生产,有时会制作少量全铜阀门,会特别叮嘱我们在加工时严格控制产品质量,因为那是出口到越南的阀门,是我们国家支援越南人民抗击美帝的重要物资。那时,一车间有一间面积不大的铸铜车间,车间周围的玻璃窗上没有玻璃,用铁条焊成横竖条状,为的是无关人员不能随便进出,避免丢失铜料,因为那时铜价已经高昂,一斤5元多。铜阀门是从化铜炉中一勺一勺浇铸出来的,化铜过程中为使铜水纯净会加入很多辅料,产生有毒气体,所以铸铜车间即使冬天也不能有窗户,属于有毒作业。冬天,面前的化铜炉高温,后面北风凛冽,工人干活只穿很少的衣服,他们编的顺口溜我都会说,“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钢花映脸红,辛苦不堪言!”这些铜阀门加工完成后会送出去镀铬,再见到它们时已变得格外漂亮,都出口给越南了,据说是国家无偿援助的。70年代末期两国关系恶化以后,铜阀门的生产也停止了,原来我们自己根本就舍不得用铜制阀门,工人们提起这个事儿总有些替祖国愤愤不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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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转自百度


 

       青年铸工

       我们70届的男生都去一车间做了铸工,也被称为翻砂工。71届的男女生全部分到了一车间,其中一些女生做了女铸工,和男工一样每天举着装满红红铁水的铁包浇铸。铸工作业时从化铁炉放出铁水至轨道铁水包,一个搪有耐火泥的大包,推进车间后再分别倒入每个工人手里举着的小铁水包,然后双手平稳的端着到自己的工作区浇筑,小铁水包分两种,男工一般举30多斤重的,铁水装得多,女工举20多斤重的。铸工一般上午玩儿“砂子”,做出几十个至上百个砂芯模型,有定额,干够了数就可以休息了,下午等高炉那边铁水下来后,车间里人声嘈杂,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晚上有人从砂子中翻出铸件儿送到滚筒去清砂,然后就可以往二车间送了。铸工们一般衣衫褴褛,铁水溅到衣服上就是洞,一帮人走过来,如同老照片里旧社会的叫花子。女铸工们平日里比我们女车工看着开朗,身体素质好,她们和男工享受一样的定额,逢月事没有假期,咬牙挺着,虽然工作很累,但大家干活时都是快乐的(现在她们仍这么认为)。记得一次团里组织青工去香山进行爬鬼见愁的比赛,没有悬念,女铸工们最先把团旗插上山顶。还有一次,为庆祝国庆25周年,厂里举行了拔河比赛,一车间的那帮哥们儿根本就没有把二车间的放在眼里,僵持一会儿的场面都没有看到,就一边倒的结束了。他们“会战”时我到一车间看过一次他们干活的场面,女铸工们那真是巾帼不让须眉,一个个红头胀脸的,头发黏在脸上,工作服都湿透了。那时女洗澡堂里只有一个泡澡池和三个小洗脸盆,年轻女工谁都不像老师傅那样泡澡,都是自己拿一个脸盆接水从头上往下浇。总是看到年轻的女铸工们胳膊上、腿上、脚上伤痕累累,那是溅到身上和防护鞋里的“铁豆子”烫的,铁水熔点为1535度,沸点为2750度,所以溅到防护鞋里的铁豆子应该在2000度左右,可想而知铁豆子是多么的让人心惊肉跳。她们常常是旧伤未好又见新伤,看她们整天乐呵呵的,听不到她们抱怨。那天我问起一位干过铸工的工友,铁豆子真溅到鞋里怎么办?他说,“一是叫,大喊一声,可以止疼,二是忍,紧咬牙关,心里骂娘,忍一会就不疼了!”,不忍也不行呀,手里还举着铁水包呢。我们的工作条件和她们比,要秀气多了,虽说是劳动时间比她们长,但起码躲过了烫伤,手黑就黑吧,知足了。而干过铸工的人,散漫惯了,我们下班时间还早着呢,她们早已洗完澡回宿舍休息去了,所以也不会再接受8个小时的“站工”了。

      

坐在房顶上和水塔合影的铸工    摄于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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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铸工们和高高的化铁炉   摄于1977年


铸工宿舍里大林正在吹牛    大林是文革毕业的大学生  吹起牛来也是津津有味儿   摄于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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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一支烟 赛过小神仙  铸工们基本都喜欢上了抽烟喝酒   摄于1973年


飒爽英姿的女铸工把团旗首先插上山顶   摄于1972年


       批判会

       有一次团里开会,会议室里坐了一圈人,议题是讨论一名叫月清的女共青团员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问题,被列出的“罪状”是,她有13条花手绢,人们纷纷发言,手绢可以有,买那么多干什么?一个是浪费,一个是你在追求什么?我虽然没有发言,心里也觉得她买13条手绢多了些。就为这事儿,她好长时间里都抬不起头来。那手绢其实只有几角钱一条,各式各样的图案,是女孩子喜欢的东西,她其实也没有在外面炫耀,是有人给她告了密,现在看这算什么事儿呀,可那时年轻人的思想就是这么“左”。我们在宿舍住时,和师傅学,一人买一个里面挂着绿色釉面的大瓦盆洗衣服,那盆不贵,摔坏了再买一个就是了,从小家里外头受艰苦朴素的教育,很少去逛商店买衣服,记得我有一次进城买了一双新出的鞋底刷了一层黑胶的黑色布鞋,比之前都是塑料底的轻巧许多,仅几块钱,谁见了谁问哪里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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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翻出来的一块手绢  摄于2016.4.21


       民兵拉练

       厂里成立了民兵,我们这批年轻人作为基干民兵进行了锻炼身体素质的拉练和射击训练。1971年的那个春天,我们背着背包去密云水库附近走了一大圈。每天走几十公里,脚上打了水泡,晚上用热水泡过后用针线穿U型把水挤出来。中饭就吃炊事班发的窝头咸萝卜干,喝发的军用水壶的凉水,每天打前站的到村子里号房子,有的老乡给我们的是家里最好的房子,还住过贴着喜字的婚房,有的老乡只把作为厨房的房子给我们,条件就差多了。走进密云山区的那天记得很清楚,因为很少到山区去,走着走着,只觉得前方的山慢慢到两边来了,最后,四面都是山了。路边,出现破衣拉撒牵着牛的孩子看热闹,3月份,山里还很冷,那些孩子就光身穿着破棉袄,腰里系着草绳子,趿拉着露着脚指头的鞋,还有的孩子手里举着一个锅盖大小半透明的薄脆在那里啃,知道的人说那是锅里乘粥后烤干的嘎巴,可好吃了。晚上,孩子们会溜进我们的房间里,用红薯干换窝头吃,说是不能挣工分的人不给“干饭”吃,只能吃些粥和红薯干,这让我们这些城里人颇感意外。我们住到房东家里,会学习解放军,帮助老乡家里干些挑水、扫院子、劈劈柴之类的伙计,以增进“工农联盟”,老乡也会把我们请进他们的房间,给我们看那些挂在墙上镜框里的照片,指着在北京工作的人问我们可见过,我说北京大得很,在北京的人互相不认识的人很多,她满脸疑惑,我猜想她是不是认为北京肯定比她们的村子大些,那出来进去地也应该见过面不是,和这些没有出过山的大妈们是解释不清的,只好作罢。

       走到折返点的那天,庆祝胜利到达,晚上吃饺子,每人限定30个,这对于我们这帮吃了十几天窝头咸菜的年轻人来说真是天大的好消息,饺子乘出的那一刻,都来不及向往常那样回到屋里去吃,就那么蹲在地上开始狼吞虎咽,红皮萝卜馅儿的,真好吃呀,吃不饱的还可以吃窝头。拉炼回家后妈妈问我想吃什么,我毫不犹豫的说,萝卜馅儿的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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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那位长者是主管技术的副厂长曹宝兴,上海人里最大的头,没有一点架子。  摄于1974年


 

      打枪

      有一次,院子里有人拿着一个气枪往大杨树上瞄,我走过去看热闹,他问我,打过枪么?我说没有,他就给我在纸上画了一个图,告诉我什么是三点一线,他看我感兴趣,就把枪掰开上了一颗子弹递给我,让我试一试,我看到大杨树枝上有一只麻雀,就按他说得要领瞄准后扣动了扳机,枪响的瞬间,树叶抖动了一下,直线掉下来一个东西,我吓得扔下枪就跑了,惹得他哈哈大笑。从那以后,我知道我天生打枪准,后来公司组织下属15个厂举行运动会,我报名射击,第一次参加比赛就拿到了好名次,大受鼓舞。再后来,民兵进行小口径步枪的射击训练,每次实弹射击,男女民兵都算上环数我是绝对的第一名,心里好得意。心里想起这段时有些埋怨我妈,对我也太不关心了,应该把我送到体校去试试,看看是不是学射击的料儿。下辈子一定试试,如果有。


       夜班餐

       我们那时在厂里住宿,在工厂食堂里吃饭,经常吃的素菜“素炒西红柿“4分钱一个,荤菜“白菜炒肉片”1毛钱一个,茄子下来的时候食堂会做“烧茄子”,那是比家里做出来的茄子都好吃的菜,虽说是2毛钱一个,一定会买这个菜吃。说起来我们这帮子车工也是很能吃的,有一段时间上夜班,我们中午能吃4两米饭,外带2两一个刚出锅的火烧,吃完饭后再享用火烧,一会儿就一点儿点儿的撕扯着都吃了。后来在单位里有人看民工用筷子串着5个馒头吃饭很新鲜,我不以为然,我一顿还吃过8两呢。那时极不喜欢上夜班,可是也有高兴的事儿,下夜班时已是1点多了,厂子食堂有夜餐等着我们那,我们特别盼着那个胖胖的镶着金牙的金师傅上班,晚餐时头就使劲儿伸到窗口问他,晚上吃什么?要吃馄饨!他每次看着我们都笑嘻嘻的答应,知道啦,知道啦!等我们去时,除了馄饨,竟然还有炸麻花、炸排叉,真是意外的惊喜。他真是把我们这帮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在那些个凛冽的西北风呼啸的夜晚,用他的善良温暖了我们的心,多么好的师傅,现在想起那时的夜餐,心里依然是热乎乎的!


       地道上海菜

       我们这帮小女子嘴馋,经常下班后去那个离厂区不远唯一的“小商店”里买些零食吃,或2两江米条,或1两巧克力。宿舍离食堂很近,都是举着搪瓷盆打饭回到宿舍吃。有时路过上海师傅们的宿舍,看到他们在吃自己做的饭菜,他们很多人不喜欢吃食堂北方人的饭菜,自己做个小小的蜂窝煤炉子做饭。这些上海单身男人保持着上海人吃饭的讲究,宿舍的门开着,一个长方木凳上摆着几个考究的小碗或小盘子,里面几个精致的小菜,米饭也是自己做的,他们坐着自己做的小铁椅子上,慢慢的享用,有人路过,他们便招呼人尝一尝那菜,在我们北方人看来,那盘子太小菜不多,禁不住“尝”呢。后来,我们几个小女子终于禁不住菜香味的诱惑,纷纷去真的尝上一尝,或真的端上一小碗回到宿舍里悄悄地美餐一顿,哇,满嘴留香啊!那“糖醋排骨”、“糖醋青蛙腿”、青蛙腿肉馄饨”让我们这些很少下馆子的小徒工们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以至于后来特意吃“上海菜”都没吃出那个小木凳上小碗儿里的味道,那一定是上海“石库门”里飘出来的味道!厂区附近都是砖厂的大窑坑,上海师傅们工余时间不是去钓鱼就是去捞虾,夏日里去抓青蛙,他们就是以这样的生活方式保持着上海人的生活习俗,排解他们一个人在京的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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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公园  摄于1974年10月1日


       火车来了

       夏日里天黑得晚,我们晚饭后会结伴儿去厂区北面的兰各庄散步,那是京包线上的一段铁路,可以沿着铁路线边走边说些悄悄话。那里杂草丛生,见不到人影,非常安静,偶尔有火车走过。 有一天,我和车工甲班的爱萍在铁轨上走累了,掏出兜里的小手绢扑在铁轨上对面坐着说话,正说得兴奋时,突然听到刺耳的火车鸣笛声,扭过头看时,火车已经离我们很近了,忽然发现离开铁轨只能往坡下跑,两边的坡都很陡,没有下脚的路,有些犹豫,火车急刹车的声音震耳欲聋,感觉那火车铺天盖地的就过来了 ,我们俩人顾不得那许多了,就舍命往坡下跳了,还好,踉跄中我们都抱住了一棵树,脚才站住。我们一定把火车司机气坏了,火车呼啸着过去的瞬间,朝惊魂未定中的我们身上呲出巨大的白色气体,吹起漫天的尘土和树叶子,我们俩人顿时如土人一般。那次是真吓坏了,也明白了铁轨不宽为什么会压死人,人吓慌了就傻了,手脚不听使唤,那以后好长时间不敢去铁路边散步。        

     

        地龙注射液

        17岁那年,一次有病乱用药差点儿要了我的命。加工铸铁零件会有铁沫子,扬起很大的粉尘,我就是带好口罩,鼻子里也都是黑的,我得了过敏性哮喘,有时会很不舒服。有一天,刚从车工甲班调到医务室工作的健和我说,听说附近一个小学校里的老师那里推销一种部队研制成功的针剂,是中药针剂,治疗过敏性哮喘效果很好,这是一个好消息呀。下班之后,健和我去了那个小学,非常顺利,我们从一个带着眼镜的老师手里买了一盒针剂,那和普通的针剂没有什么不同,盒盖儿上印刷着“地龙注射液”的字样。一路上,我们两人是蹦着回到医务室的,她说终于可以治好我的病了,我就更不用说了,医务室里的人都下班了,她立刻就帮我注射了一针,我走出医务室的时候,她在后面锁门,没走几步,我感到胸闷越来越重,我呼吸不到氧气了?想抱住医务室门口的杨树蹲下来,就倒在树下不省人事了。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了,我正在积水潭医院的急诊室里,医生给我注射了大剂量的脱敏药,浑身的皮肤从头到脚布满一个挨一个的包,奇痒无比。陪着去的工友们围上来一齐帮助我挠。我们工厂离积水潭医院好几十里,要不是司机彭冠民师傅和当时几个在现场的师傅在第一时间里把我送到大医院,可能那一次就没有我了,救命之恩那! 我深深地想念那些纯朴的,把我们当作她们自己孩子们的工人师傅们。健后来说,她当时吓蒙了,她看我那样子,以为我快死了,让人从洗澡堂里把医务室的大夫揪了出来。地龙就是蚯蚓,是我国重要的中药材之一。最早的中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收载的6 、7种动物药中就有蚯蚓,功效中有清肺止喘。

       我对蚯蚓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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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站着的是救过我命的彭冠民师傅    摄于1971年

 

        青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工厂的年轻一代除我们学校,1969年有一批来自北京男五中高一和铁道附中初高中没有去插队的学生,1971年还有一批初中生,共青团组织把我们组织起来,开会、学习、排练节目、旅游,加班加点搞“会战”,使我们的业余生活有声有色。厂里有图书室,可以借书看,我那时看了不少那个年代流行的小说,高尔基的三部曲,牛虻、红岩、欧阳海之歌、金光大道,后来环境宽松了,开始看名著,喜欢看傲慢与偏见、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书,书里的故事可以把你带入另一个世界,忘掉每天枯燥的生活。


工厂水塔旁的篮球场是男工们最喜欢的地方  摄于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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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日活动   摄于1975年


       春天里,团总支会组织我们青年人去郊区“踏青”,一般是一帮人带着面包和水骑着自行车去,往返非常累,回来后好几天腿抬不起来,可是会兴奋好几天,在大自然里,到处春意盎然,我们呼吸着新鲜、带着草香味儿的空气,争先恐后地爬上山顶,然后在那上面大喊大叫,听那些回声。


去昌平沟崖的路上   摄于1973年


登西山  手举团旗的是我   摄于1977年


春游  中间老者是书记史诚新  摄于1972年


登西山  摄于1977年


        我喜欢写写画画,在学校就是板报组的成员,到工厂后,我负责二车间的黑板报,和一车间比着看谁的版面好看。我们的团总支甚至有自己油印的报纸,我负责刻制“蜡纸”,然后油印出来,很多个晚上,我都是一个人趴在桌子上认真的刻着蜡纸,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会联想小说红岩中成岗是不是也用的这种方法油印的挺进报?   


二车间门口有一车间和二车间的黑板报 二车间的是我写的 看到那后面的白杨树了?  摄于1975年


二车间门口的黑板报   摄于1975年

       那时,上级公司、局会在节日里举行工人“汇演”,丰富工人的业余文化生活,平时练习主要是自娱自乐。厂里主要是团组织出面组织青工们唱歌、跳舞、学习乐器,一名技工学校毕业的师傅曾手把手的教我学“小阮”,然后混在厂子的民乐队里砰砰地弹,我很怀疑在台下坐着的人们听得见那弱弱的小声音么?后来还学会了拉手风琴,都是很业余的水平,就那么上台,没有人笑话你。


青工乐队     手风琴边的乐器就是小阮   摄于1975年



排练节目   藏族舞蹈洗衣歌   摄于1975年



       1976年4月4日

       1976年4月4日是个星期天,公休日。我们几个工友约好一早去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周总理的活动。那时消息闭塞,一个是不让外泄,一个是通讯不比现在,什么事情都靠猜测。有一段时间看不到总理出来了,1月8日那天早上突然听到广播里反复传来的哀乐和国务院的讣告,才知道周总理去世了,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悲痛。周总理去世时是在北京医院举行的告别仪式,一般人到那里去看看是想都不要想的事情,我们那个小厂子的一把手也轮不上去。那年的清明节快到了的时候,听说有很多北京市民自发的把纪念周总理的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去,在那里寄托哀思,我们几个工友约好4曰4日那天也把花圈送到天安门去,周日之前工厂就接到通知了,广场上人多,大家不要到天安门去,我们不再声张,决定悄悄去,花圈是不能拿了,那时没有出租车,公交车上太显眼,会儿用三合板做了几块牌子,用白纸贴上,上面写着“周总理我们日日夜夜想念您”,那牌子挺沉的,会儿执意自己背着,我们分头去的。4月4日那天,广场上人山人海,送花圈的人川流不息,有人演讲一下子就会被人群围住,我挤不上去,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就看写在花圈挽联上面的字,当时我们有一台相机,拍了一些照片,可惜大部分没有留存下来。

工友们在天安门广场 悼念周总理   摄于1976年4月


悼念周总理 我们去了天安门广场 铸工 刘会儿 上树挂悼念的标语    摄于1976年4月


毛主席逝世,厂里组织了悼念活动。  摄于1976年


庆祝国庆举行的游艺联欢会  摄于1974年


 庆祝国庆举行的拔河比赛    摄于1974年


         经历地震

       每年的7月底8月初,是北京最热的季节,号称桑拿天。记得1976年7月27日晚上,天气奇热,那时没有空调,还得挂蚊帐,热得睡不好觉,一觉醒来,浑身都是汗,半夜起来擦一擦汗再接着睡。凌晨4点左右,房屋摇晃起来,发出哐哐的声响,从睡梦中惊醒后意识到是地震,因为对1966年邢台地震的事情有印象,黑暗中还知道得赶快出去,大喊宿舍里其她人,地震了,快出去!下床后晃得走不好,只穿着小背心小裤衩,鞋不知道在哪里,就光着脚冲出门去,还顺手从铁丝上摸了一条工作裤,湿漉漉的,刚洗的。这时,宿舍的人都跑到院子里来了,互相看看,都差不多的情况,这时从传达室跑来几个人,晃着手电喊人们出屋子,我们本能的躲到树后面大喊,别照别照,没穿衣服!在院子里站着,天慢慢亮了,开始下雨。我们工厂没事,高高的化铁炉还在那里站着呢,就是宿舍危险,一水的预制板房顶,晃下来谁也跑不了。厂里通知,停工,都回家看看。家里就有我和弟弟,姐姐不是让爸爸赶走了么,爸妈都不在家,妈在医院,正忙呢,弟弟那年13岁了,家里的防震棚就靠他了,他把家里的钢管床直接搬到院子里,然后在床帮上绑上木头棍、竹竿,上面再搭上塑料布遮雨就行了,晚上还是在床上睡觉,上厕所就冲回家去,不敢在家里呆着,怕余震再来。那时,大院儿里的防震棚谁家的男孩子多谁家的就大、就周正、就结实。工厂停工大约几天后工人们就都回厂了,知道地震的震中是唐山市,人员伤亡巨大,我们要以实际行动“抗震救灾”。车间门口摆一个啤酒瓶子口冲下放在地上,专门派一个人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瓶子看,如果倒了,赶紧招呼大家从车间里往外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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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宿舍,预制板的房顶。    摄于1977年



       长辫子

       从小上整托,妈妈把我的头发剪得不能再短了,上小学后,短发上梳了一个小辫子,用玻璃丝系的紧紧地,这样就可以好几天梳一次,记得有一次,爸妈给我剪头发,说要剪到露出半个耳朵,我大哭,太短了吧,像小男孩儿差不多似得?同学会笑话我的。我参加工作前都是短发,那时洗头没有现在那许多品种的洗发用品,有的用肥皂洗头发,有的用碱水洗头发,我的头发又细又软,每次洗完头发涩涩的通不开,只能梳短发,忽然能买到一种叫“洗头粉”的东西了,洗过的头发滑滑的好梳通了,17、8岁的时候,自己做主第一次留了长一些的辫子,美的不行,没事儿时就把辫子在肩膀上甩过来再甩过去过瘾,后来被师傅吓唬说当车工辫子长了危险,卷到丝杠里能把头皮撕下来,着实害怕,就照了一张相片后剪掉了,一辈子只留了那一次长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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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留了一次长辫子   摄于1972年


       “男闺蜜”

       真洋!我竟然有“男闺蜜”,是真的。我们班分到这个厂的只有我一个女生,班里还有3个男生和我一起进厂,其中一个是班委升,他一直坐在我的位子后面。在学校的时候,他“救”过我一次,我心里非常感激他。那时每天学习毛主席语录,向雷锋学习写日记,就是写一些“斗私批修”的心得体会,日记本不拿回家,就放在位子里,周日不上学,我有时周六就写两篇,一次发展新一批的“红卫兵”,每一个人都要在全班讨论优缺点,看看够不够“条件”,轮到我的时候,突然前几排站起一个叫白明华的女生,对我提前写日记的行为提出谴责,认为那是一种“欺骗”,我当时紧张得满脸通红,虽然很生气她偷看我的日记,但又无法解释什么,因为她说的是那么回事,只好低着头不说话,班里的讨论僵在那里,突然升站起来指着白明华大声说“你坐下!”,然后冲着我说“别理她,入了,入了!”。从那以后,我和他话多起来。升喜欢看书,问什么都能说出道理,他和那些男生分到了铸工车间,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我看书时遇看不懂的就去问他,记得有一次看红楼梦,看到贾宝玉喜欢吃胭脂,看不明白,那胭脂红红的怎么能吃呢?就去问他,他反问我,“你说,胭脂都抹在什么地方?”我转身就走了。后来,升和我的闺蜜好上了,1978年他考上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世界知识出版社”做编审。我们几十年都没有断了联系。后来升告诉我,初中毕业时,他们几个男生到我家里送自己洗的照片(就是前面一零一中的那张),我没在家,我爸爸嘱咐他们几个,“小地岁数小,幼稚,你们到了工厂,要好好照顾、帮助她。”升说,那是一个父亲对一帮子“男子汉”的嘱托,他认为是很神圣的使命

,要认真履行。他是这样做的,他做到了!去年有一天,在电话里,我告诉他,你是我的“男闺蜜”!他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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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工升   摄于1973年


       她疯了

       那时技工学校的那帮师傅们开始恋爱、结婚,一个出身好,写了入党申请书的侯喜欢资本家出身的康,康人长得帅,因成分高,没人敢和他对象,侯向组织上汇报这事后,组织不同意,给了她压力,侯想听党的话又不舍康。一天晚上,她带着红花,穿着红衣服钻进了康的宿舍,吓跑了宿舍里其他的人,她疯了。工厂把侯送进了安定医院,她从医院出来后,康没有嫌弃她,正式和她结婚了,她总是犯病,怀疑康对她的忠诚,成了安定医院的常客,几年后在医院里死于肺结核病,这件事在厂子沸沸扬扬了好一阵子。所以,那时年轻人处对象,对方家庭有问题,即使本人条件不错,也会遭到父母的激烈反对,大多走不到一起,像我姐姐那样为爱情奋不顾身的得不到社会的认可。


       办学习班

       厂子里的青年工人搞对象的人不少,坚持到最后真正结婚的人并不多。我们宿舍有一个女青年和机修车间的一个青工搞对象,那人挺老实,长得帅,又是技术骨干,我们都觉得挺好的,她们好了4年,突然分手了,后来一个我们看上去蔫呼呼的男工就和她好了,有一天,她高烧不退在积水潭医院观察室留观,医院打电话让厂子去领人走,回来后,厂子派我和另一个女工在宿舍给她办学习班。其实就是看着她,她在医院里被查出怀孕了,这在当时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情。不敢告诉家人,厂子领她回来后,她情绪很不好,车间嘱咐我们看好她,怕她想不开自杀事情就大了,终究是住在厂里宿舍,厂子有责任。我们让她交代错误,也没什么可交代的,就是和那个男工发生的事情。我们劝她别理他了,可是没用,她认命,选择了和他结婚,婚后那个男的懒的要命,早早就下岗在家里呆着,后来和她见面,知道她一人打两份工,很辛苦,人瘦得不行,她就为那件事儿,草率的把自己的一生交代了。前些天和机修车间的那名男工说起这事儿,他心存怜悯,回忆说我和她好时,两个人也是干柴烈火的,他知道她想要什么,但是不行,没有结婚不能那么做呀!她总是说他不懂爱情,就这么糊里糊涂的分手了,他说,那时的人说好听了,叫个“太老实”,说不好听了,就是傻,傻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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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工      摄于1973年


       铜镇纸

       车间里日复一日的劳作让我喜欢看车间门口院子里那些白杨树,它的树干上的树皮裂开的纹路好似一个个眼睛,看着我们这帮充满青春朝气的工人在她的身边走来走去。白杨树下,二车间东大门隔一条小路的斜对面是机修车间的新产品试制车间,一个夏天时光,有几次出车间大门注意到一位穿着白背心的男青年坐在机修车间树下看报纸,他的工作服上衣挂在旁边的树枝上,他是来自北京男五中高一的学生,叫君,在那个车间做钳工。他平时不活跃,远离人群,并不参加团里组织的活动,很少和他有什么机会接触,所以并不熟悉他。有一天,在院子里,他突然走到我面前,交给我一个“铜镇纸”,话是这样说的,“听说你姐姐画国画,我给她做了一个镇纸,替我转给她。”可惜我当时没有看着他的眼睛,也可能是没有敢看,只是低着头看那个镇纸,做得很精细,一面写着几个字“迎风几竿修竹”,一面是雕刻的几竿竹子,心里想着,他怎么知道我姐姐是画画的?可是没有说出来,只是替姐姐表示了谢意。周末,我把镇纸带回家交给姐姐,姐姐也很喜欢,互相并不认识,不好意思收人家的礼物,姐姐回赠了一张她师傅画的水墨山水让我给君带去,我交给他时,他好像很高兴,并没有说些什么,事情就这么过去了。1977年恢复高考那年,男五中高一的那帮人几乎都去上学了,1980年,我参加建材局会计培训班后,以第一名的成绩上调到上一级公司财务,从此离开了那个工厂,离开了可敬可爱的师傅们,离开了那个到处是白杨树的院子。与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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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修车间工人合影    后排右3是君 后排左二是康 前排左4是侯    摄于1974年左右

 

       2012年的一天,当年的青工们相约见面,在安定门的糖果唱“卡拉OK”,去的人里面有男五中的人,问起君的踪迹,说他已经出国了。说起多年来埋藏在心里那个疑问,他为什么送给我姐姐一个镇纸呢?一个叫尹大个从沙发上直起身,笑一笑说,我和君关系不错,这个事儿我还真知道,君在厂时其实挺喜欢你,又不好意思跟你说,那个镇纸是他做了送给你的,找个由头吧,以为你会喜欢,没想到你就是一个木头,也怪他,胆子太小了。这个回答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想起那句老话,“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我去了姐姐家,看到那个铜镇纸被宣纸包裹着还在画桌上放着,我给姐姐讲了那个故事,姐姐说,送给你的,你还是拿走吧。我撕开包裹着它的宣纸,它露出了本来面目,还是38年前的样子,只是那几竿修竹已经褪去了绿色,开始发黑了,那黄黄的铜体上醒目的刻着“七四年”。(关于铜镇纸的故事这两段我写完后还没等存,电脑死机了,一个字都没有剩下,我只好又重写了一遍,可能是上天提醒我好好回忆这段属于“青春”的时光吧。)

 

铜镇纸  摄于2016.4.21


铜镇纸  摄于2016.4.21


       青春结束语

       离开厂子时,我已经开始做会计工作了,那以后我一直做这行,经历了会计中专、大专的学习,职称、CPA的考试、是用下班后的业余时间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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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工代干”做了工厂会计  摄于1979年


       我在三厂整整呆了十年,是我15岁到25岁的青春年华。多年以后当我又去寻觅她往日的痕迹,踏上那片土地时,那个有着高大白杨树的院子已经不在了,再也看不到那高耸的高炉和那红红四溅的钢水,再也听不到二车间那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它就这么无声无息的走了,淹没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剧烈社会变革中消失的无影无踪!我们一起进厂的北京一零一中的那39名同学除调离的外,均在厂子的番号取消时改为“铸工”身份,45岁全部退休。现在,每年的7月11日这天,以前当过车间主任的云超同学会通知在京的人聚会一次,每次见面分外亲切,个子缩了,头发白了,脸上的皱纹深了,当了爷爷奶奶了,可是从每个人脸上洋溢着的笑容中你会看到些他们青春时的影子,从每个人回荡的爽朗笑声中你会听到他们年少时的韵律。他们不愿意提那些当年的事情,说当了一辈子工人阶级,怎么样啦?现在不管是社会地位还是退休工资,我们都是社会最底层了。健永远不参加大家的聚会,我把她拉到微信群里,她从来不说话,但她告诉我她看到我们聊天非常亲切,她在电话里和我说话很热烈,可是当我提出去家里看她时,她拒绝了我。


那片高楼处就是三厂的原址  摄于2014年


工厂周边的工人宿舍 就快拆了    摄于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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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来自101中学的三厂工友们的聚会  右二是我   摄于2014年7月11日


       在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五环的高楼大厦中,可以看到楼顶上高耸的“金隅”标志,我看到这两个字心里会动,她是那么气派、那么有名。“金隅”作为北京男子篮球队的冠名,在2012、2014两次取得CBA总冠军。北京金隅集团的前身,就是北京市建材局,是市属40家工业局中唯一生产砖、瓦、灰、砂、石、家具和建筑五金的工业局,那家做阀门、截门千里迢迢从上海迁京的“公私合营罗鑫泰五金厂”,就隶属于北京市建材局,我曾经把最美好的年华扔在了那里。作为不仅跻身于中国企业500强,也是世界建材百强企业之一,2011年3月1日,金隅股份A股发行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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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金隅集团大厦  手机摄于2016.4.21


       (写这篇文章时,我在微信三厂圈里发消息征集照片,昔日的工友们真的在家里翻箱倒柜找,让人不得不感动。我一直以为我没有在车间工作时的照片,健竟然找出她和我的那张在车间里干活时的照片,是送给我的最大惊喜。还有要感谢一个昔日的青工梁,他当时有一台相机,给我们三厂的青年工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照片并送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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